，精神损失也应该补上，我史玉柱个人借款1个多亿还老百姓的钱，还钱还成罪人？媒体如果总这样，我没办法，我无话可说。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历。段永基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记者：为什么要还这些你本来可以不还的钱？在这个时代，这看上去太古典了。

史玉柱：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将来还是要做大事的。……背着污点做不了大事，谁都会说：“这个人把公司搞得一塌糊涂，欠老百姓钱也不还。”这样的话你将来什么事都干不了。

记者：就是说道义之外，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史玉柱：一举两得。我尽了我应该尽的职责了，社会责任我尽到了，对我将来发展有好处，眼前我好像吃亏了，1个多亿现金我付出了，但是这个回报我觉得不止1个亿。

如果当初选择了破产，巨人集团就可以清算了事，今天的史玉柱也就可以不必用那么曲折的方式，通过第三方公司来还钱，他从脑白金上赚来的两亿元资本，完全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利润。

但史玉柱却作出了相反的选择。

“还钱是为了再站起来。”史玉柱用自己的话告诉了我们答案：一个是背着污点，没法做人；还有一个是，如果全额还帐，他要付出的就不是两个亿，而是15亿元。

现在社会的确存在着道德沦丧、信用低下的现象，那么多人欠了钱都当没事。史玉柱站出来还钱，着实是不多见。商界女名人张树新在一次电视台的节目中，给史玉柱出主意：这钱你可以不还，从法律角度看，有限责任公司只要申请破产，个人无需承担偿还的责任。

但是，中国加入wto后，信用体系也在加速建立。没有信用的自然人和法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企业、个人的诚信水平事关重大。没有诚信，便难以利用真正的大的商业机会一展宏图。

而对于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说，金钱和信誉都是重要的。但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史玉柱毫不犹豫地的选择了后者，即使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2001年2月，《解放日报》第4版。史玉柱在上面印了两个20多厘米见方的大字“感谢”。“感谢”下面，史玉柱发一通感慨：“十年前，巨人创造过辉煌；四年前，巨人跌入低谷；新世纪，巨人从上海复出；感谢上海优良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感谢上海人民的厚爱。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来了。”

3.“还钱风波”的媒体效应

“新闻无小事，媒体无大小。”这是由“媒体共振规律”决定的：无论多么不起眼的媒体，只要是合法存在的，它的话语权不亚于任何一个主流的大媒体，因为在网络时代和新闻炒作的今天，只要一个媒体发难——即使那完完全全是一则虚假新闻——网上也会立即被转载传播。

第三节 重建信誉：史玉柱还钱风波(3)

商界借势升云，不花钱而借得媒体打响企业名气的最成功案例无疑由阿里巴巴的马云缔造。马云与其说是位眼光卓绝的商人，不如说是一位熟知媒体、大众心理反映的“心理学家”。这位在宣传策略上看似保守的it新贵，也并没有逃过媒体异常灵敏的嗅觉，尤其是阿里巴巴反其道而为之的沉默更加激起了媒体的好奇心与窥视欲望。

1999年5月，杭州一媒体刊载了一篇标题为《想做全球贸易，阿里巴巴拒访》的短幅报道。阿里巴巴欲擒故纵、欲拒还羞的态度不由得吊起了更多媒体的胃口，阿里巴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象也使众多新闻人按耐不住。

终于，海外媒体开始对马云表现出极大热情，第一个来到杭州的是美国的国际媒体《商业周刊》。而此前一言不发、金口难开的阿里巴巴也被《商业周刊》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紧接着便是早期英文版的《南华早报》。

当该刊记者在杭州一个居民区住宅里找到阿里巴巴，在记者惊异的目光中，阿里巴巴公司的场景被形容为“面积不大的住宅里挤着20多个员工，地上到处都是铺开的床单，空气里还有鞋子的味道。”记者当场惊讶得目瞪口呆！

托《商业周刊》的“福”，很快，马云和阿里巴巴就在欧美名声日隆，来自国外的点击率和会员呈爆增之势。就这样，马云不花一分一毫，却引来了无数媒体甚至是国际性媒体的争相报道。

虽然，史玉柱说，“2001年还钱的‘新闻’不是策划，至于全国媒体的报道也是被你们生逼出来的。不管外界怎么评价，其实说到底我不是太张扬的人，能回避就回避，尽量少接触，因为我现在没这个需要。”但“无心插柳柳成荫”，通过还钱之举，2001年上半年史玉柱还是成了全国上下、大江南北曝光率最高的名字之一，凭着还钱的举动，史玉柱还成功当选中央电视台评出的“2001年央视十大风云人物”，一时更是声名鹊起、轰动“武林”。

试想，如果将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都换算成广告版面的话，这个价格将远远超过史玉柱还钱所花出的一个亿。而知悉传媒和广告操作的人都知道，以新闻刊出的报道比之广告的传播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更何况，如果当初欠下的钱不还，不管史玉柱跑到上海还是北京甚至巴黎、纽约，也不管他依靠脑白金、黄金搭档或者其他产品赚得了再多的利润，也不管新的公司叫巨人投资或者健特或者其他名字，他的心灵将永远得不到安宁，他的行动将永远偷偷摸摸——只要他亮出史玉柱的名字，难保不会有债主找上门来。

这样来看，史玉柱还钱的策划就更加臻于完美——不仅解除了心头之痛，更重要的是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4.“泰山论剑”——史玉柱的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2001年2月15日，当还钱一事依旧余波未平时，还处于媒体聚光灯照射下的史玉柱在去参加“泰山会议”的飞机上列出了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并在“泰山论剑”中大吐苦水。

一直以来，史玉柱显然是把“泰山”当成了自己的“娘家”，自己的精神寄托。按照史玉柱自己的话说，在低谷的时候，“泰山”始终给了其很大的精神帮助和动力支撑。而今，史玉柱需要将这几年的情况对“泰山”做一个一五一十的交待。

想当初，史玉柱作为发起之一策划了“泰山论剑”——即“泰山产业研究院”，巨人集团曾承办了第二届年会，彼时的巨人正一片风光。

“泰山产业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例会，聚集了一批中国民营企业界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段永基、柳传志、段永平、冯仑、卢志强、林荣强、郑耀文、远思和吴力等。顾问是吴敬琏和胡德平。段永基任理事长，柳传志任总裁，华贻芳是秘书长。

像武侠小说中千里独行侠般定期切磋武艺一样，这些“江湖大哥们”在“泰山论剑”中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各自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交流信息、分析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并创造合作的机会。“泰山产业研究院”号召创造和合作，不谈政治，不谈宏观，只探讨企业发展和投资管理心得。开会是封闭式的，每个人不准带随从，不鼓励对外联系。每年由会员轮流做庄。

不过，在“巨人之灾”的那时候，在这个媒体报道不多的民企俱乐部形式的机构——泰山研究院，那些企业家们给史玉柱最难听的话是：你根本不了解企业运作。

这句话在这个有偏执性格的人身上起了巨大的发酵作用。史玉柱在5年前开始布局，开始为自己返回中国企业舞台而精心修炼企业资本链。既有战略性资金储备，也有对产业资金的控制，还有源源不断的市场融资渠道。

所以，即使在最艰难的1995、1996和1997年里，史玉柱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的例会。“1996年，在泰山举行的活动，主题是谈巨人的企业经营。当时巨人开始走下坡路，但外界还不知道，是我主动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个案例。”

“当时，大家说得很尖锐，说我违背了很多规律。相当于朋友对我的批斗会。当时自己确实头脑发热。但会上没有探讨怎么施以援手的问题，因为这个组织不鼓励。而且，我自己也不想害人，救活巨人的可能性太小了。”

第三节 重建信誉：史玉柱还钱风波(4)

从泰山研究院，史玉柱得到了精神支持和获得价值不菲的重新创业的经验，“这是我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史玉柱感叹过。

谈到对自己的帮助，史玉柱念念不忘的是其中的大佬柳传志和段永基。

联想主席柳传志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院长，这个“泰山派”的掌门人向史玉柱传授了不少做企业的心法，比如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是健康的、实用的。

在柳传志的启发下，史玉柱抛弃了巨人集团以前口号般空洞的企业文化，上海健特将实用性做为选择企业文化的首要条件，为了让企业文化能真正植根，史玉柱没少花费心思。

“说到做到”是“柳氏心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史玉柱把它移植到了自己再创业而建立的上海健特。

“现在，我允许分公司少报销售计划，但绝不许谁报多了没有完成。”史玉柱对记者说，“最初时，有好几个分公司领导因此一个月就被罚了十几万，如今‘说到做到’在公司内部已基本实现，公司内部的信用危机消除了。”

原四通总裁段永基则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次，他专门赶来为史玉柱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做主持。

段永基在主持座谈会时，透露出对史玉柱实力的信任。段永基说，他曾一度打算收购史玉柱的原料供应厂，并由此得以知道史玉柱目前的销售规模和利润。

在这次会议上，史玉柱抛出了其“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我粗粗地算了一下，要搞死一个民营企业，至少有十三种方法。”史玉柱说。

第一种死法是不正当竞争。“竞争对手如想整你，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很容易整死一个企业。诬告、打官司等破坏你的声誉，方法很多。”史玉柱现身说法道，“去年秋天，全国有一半省会城市的人大、政协突然每天都能接到有关脑白金产品的投诉，这导致销售受阻。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有些竞争对手在每个城市都雇了几个人，这几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写针对脑白金的投诉信。事情被发现后，投诉信随即就消失了。”

第二种死法是碰到恶意的“消费者”。史玉柱说他们曾碰到湖北有个人，身体某个地方骨质增生就怨厂家。

第三种死法是媒体的围剿。也许是对媒体至今还心有余悸的原因，史玉柱没有讲媒体在巨人当初倒下去时充当什么角色，而是举了银行的例子：“比如说媒体一旦围剿银行，银行运转再健康，它说你已经资不抵债了，储户只要去提钱，银行肯定完蛋。”

第四种死法是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史玉柱认为，在药品和保健品领域里，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100％有效，如果70％至80％有效就比较好了，如果90％有效，产品就称得上优秀，“如果媒体只报道10％无效的，产品马上完蛋。”这是因为，“在中国，说产品不好的时候，老百姓最容易相信。”